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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秋岁·水边沙外
水边沙外。城郭春寒退。花影乱，莺声碎。飘零疏酒盏，离别宽衣带。人不见，碧云暮合空相对。
忆昔西池会。鹓鹭同飞盖。携手处，今谁在。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。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。
这首词秦观借描写春景春情，集中表现交织在一起的今与昔、政治上的不幸和思乡感旧之悲，抒发贬谪之痛、飘零之愁的一首词作。
上片着重写今日生活情景。首写眼前景致，“水边沙外，城郭春寒退”二句，点明地点、时令，轻轻着笔，朴实自然。紧接着“花影乱，莺声碎”二句，细写春景特色，以“乱”字状花之纷繁，“碎”字表莺声盈耳，用笔尤工，各极其妙，洋溢着对自然的喜爱之情。“飘零”以下四句，忽而由喜转悲，由春景春情转写远谪索居，形体瘦损，不复有以往对酒当歌之情，转折有致，词情哀怨。歇拍“人不见，碧云暮合空相对”二句，孤情凄情，蕴藉含蓄，耐人寻味。
下片抒发由昔而今的生活之情。换头直点昔日西池宴集，以“鸩鹭同飞盖”描写其盛况。比喻形象，用语简明，隐含着不能忘怀的情味。“携手处”以下四句，又由昔而今，由喜而悲，景物依旧，诸友却已飘泊云散。委婉曲折，缠婉凄侧。结尾“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”，再由眼前想到今后。“飞红万点”是春归的自然写照，“愁如海”却新奇绝妙。这两句既是惜春春去，又是对前途的无望。
新旧党争，损害的不只秦观一人，所以此词抒发的感情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。苏轼、黄庭坚、孔平仲、李之仪等人都有和词存今，可见对“元祜党人”震动之大，感触之深。
在宋人笔记中，对这首词曾有不少记述，见于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、曾季貍《艇斋诗话》及胡仔《笤溪渔隐丛话》引《复斋漫录》等书。
注释：
（1）碎:形容莺声细碎。
（2）宽衣带:谓人变瘦。
（3）西池:故址在丹阳（今南京市），这里借指北宋京都开封西郑门西北之金明池。秦观于元祐间居京时，与诸同僚有金明池之游会。
（4）鹓鹭:谓朝官之行列，如鹓鸟和鹭鸟排列整齐有序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：“怀黄绾白，鹓鹭成行”。
（5）飞盖：状车辆之疾行，出自曹植《公宴》：“清夜游西园，飞盖相追随。”这里代指车。
（6）日边:见《世说新语·夙惠》：“晋明帝数岁，坐元帝膝上；有入从长安来，元帝问洛下消息，潸然流涕、明帝问何以致泣？具以东渡意告之。因间明帝：‘汝意谓长安何如口远？’答曰：‘日远，不闻人从日边来，居然可知。’元帝异之，明日集群臣宴会，告以此意：更重问之，乃答曰：‘日近。’元帝失色，曰：‘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？’答曰：‘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。”’后以日边喻京都帝王左右。
秦观这首词流传很广，词意也很悲哀，与秦观写作此词的背景及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
第一，宋朝的新旧党争。宋英宗朝治平四年(1067)年正月，英宗驾崩，英宗长子赵顼嗣位，即20岁的年轻皇帝宋神宗。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)，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，兼任特别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长官，开始实行改革。熙宁三年(1070)，王安石升任宰相，从此与宋神宗一起，统率朝廷，实行新法，即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，简称新党。
保守派以司马光、苏轼、程颐三人为代表，分裂成三派，按三人的出身地分别称作朔党、蜀党、洛党。苏轼是蜀党的代表，有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等人，这三党统称为旧党。
随着宋神宗朝新法的实行，开启了宋朝长达四十多年的新旧党党争。受牵连的文人众多，有王安石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、苏辙、秦观、黄庭坚、韩琦……等。
第二，写作背景。元祐八年九月，支持旧党的宣仁皇太后高氏去世，宋哲宗亲政，开始重任新党之人。于是，作为旧党一派的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等相继被贬。
苏轼本来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出知定州，绍圣元年诏谪英州，又于途中责授建昌军司马、惠州安置。黄庭坚责授为涪州别驾，黔州安置。秦观出为杭州刺史，又道贬监处州酒税。这首《千秋岁》就是他到达处州以后的第二年的春天，游底治南园时所作。
第三，词意中的性格。在北宋之时，文人学士们对于小词之写作，大多仍存有一种轻视之心理，即以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诸人言之，诗词之创作纵然极有可观，但在其写作之心理方面，则大多也仍是以余力为之，而并未曾将之于其他学问文章之著作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。但是，在这种余力为之的小词写作中，他们却反而把自己所禀有的一种心性中之本质，在无意中做了更真实的流露。
古语说：“观人于揖让，不若观人于游戏。”在小词的写作中，他们于无意中也流露了彼此心性中极为不同的一面。
秦观虽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且苏轼对秦观甚为称赏，但他们所写的词，却各有自己不同之风格，尤其是在经历贬谪之后，也各有自己不同的反应，这缘于他们性格的不相同。
如苏轼是一种超旷之襟怀；秦观则是一种敏感之心性；欧阳修就是一种遣玩之意兴。
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被贬到惠州以后，曾写有一首《浣溪沙》：
前有小序云：“绍圣元年十月二十日，与程乡令侯晋叔，归善簿谭汲，同游大云寺。野饮松下，设松黄汤，作此阙。”
“罗袜空飞洛浦尘。锦袍不见谪仙人。携壶藉草亦天真。玉粉轻黄千岁药，雪花浮动万家春。醉归江路野梅新。”
以贬地而言，苏轼所在的惠州比秦观被贬之地处州更为荒远；以年龄而言，苏轼比秦观年长有十三岁之多。当秦观于绍圣二年写这首《千秋岁》时，他其实只不过四十七岁而已，却发出了“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”的悲慨。在惠州六十岁的苏轼还能表现出“携壶藉草亦天真”和“醉归江路野梅新”的潇洒。
《独醒杂志》载云：“少游作《千秋岁》词，毅甫(孔平仲)览至“镜里朱颜改”之句，遽惊曰：‘少游盛年，何为言语悲怆如此。’遂赓其韵以解之。”曾季貍《艇斋诗话》曾载云：“方少游作此词时，传至余家丞相(按指曾布)。丞相曰：‘秦七必不久于世，其有“愁如海”而可存乎？已而，果下世。”
因此，词虽小道，然而透过这些词作，显示出作者心性之中最微深的本质上的差别。
第四，《千秋岁》标志着秦观词作风格的转变。秦观的性格虽然多情易感，但他早期的风格大都是以轻柔婉约为主，并没有过于激厉之辞，如我曾专文撰写赏析的《浣溪沙·漠漠轻寒上晓楼》。《千秋岁》的下片“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。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”却表现出一种绝望的悲哀。
元祐时期是秦观政治生涯的高峰，但受党争影响，仕途几度波折，心态随之起伏不定。其酬唱诗、赠答诗风格沉郁凝重，而写景、抒怀诗多流丽淡泊。绍圣元年，宋哲宗亲政后，其词风由清新妩丽向凄厉幽沉转变。
秦观被贬到处州以后，有段时间想要借学佛以自遣。如《处州水南庵》七绝二首。
其一
“竹柏萧森溪水南，道人为作小圆庵。市区收罢鱼豚税，来与弥陀共一龛。”
其二
“此身分付一蒲团，静对萧萧玉数竿。偶为老僧煎茗粥，自携修绠汲清宽。”
一个人在遭受重大挫折打击之后，总要寻一个自我慰解之方。秦观以佛学自遣，可以想见。谁承想，被小人以“谒告写佛书”罗织罪名，在削去他所有官职的同时，将他贬到更远的郴州。这一次的贬削无疑对秦观造成了更深重的一次打击。
所谓“谒告”，本是宋代对于因事或因病“告假”的一个别称。一个人在因病请假的日子，写写佛经有何罪可言？而竟被小人构陷，落到迁贬削职的下场，其内心绝望悲苦，屈抑之情何等深厚。
秦观在被贬到郴州的第二年春天，写的一首《踏莎行》可看出风格转变的比之《千秋岁·水边沙外》更加凄惨哀厉。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。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。”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断无寻处。”此三处景物并非实有，而是诗人心中悲苦深极的幻景。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中的独居客馆的人耳中听见的杜鹃不如归去的哀啼，与眼中看见的斜阳西下的暮色渐深的情景，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物。
“桃源望断无寻处”中的“桃源”，让人联想到的是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中所描述的乐土，而“望断无寻处”则是这一桃源乐土根本不存在于人间。
下片中的“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。砌成此恨无重数”则是写远滴之恨。据秦观年谱，在他写了这首词的第二年，便又自郴州贬到横州，又次年，又被贬到雷州。秦观在迁贬以来，并无家人伴随，其冤谪飘零之苦，思乡感旧之悲，非常深重。最后两句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借景物对宇宙提出了一个无理的问天之语，大有《楚辞·天问》之意。据《笤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引《冷斋夜话》谓少游写此词，东坡读之，“绝爱其尾两句，自书于扇，曰：‘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’”
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。在他之前，晏殊、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，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，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，苏东坡词的豪宕不羁又非“本色”、“当行”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。秦观的出现，则成为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。他出身于下层，在官场上受到沉重打击，屡遭流贬之苦，这几乎是封建社会众多下层文士悲剧命运的缩影。秦观以其婉约凄美的优秀词作，传递出广大文士共同的悲哀，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誉。